记者：您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时，您的老师关山月有没有给您提出过什么期望与嘱咐？
　　刘济荣：我刚到北京的时候，他正在广东农村搞“四清”运动，就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这件事最让我感动了，他在信中说“机会太好了，北京有很多老师都是很著名的艺术家，比如蒋兆和先生、 叶浅予先生，还有一大批老师，要抓住这么一个好机会”。他说，“我们广东有广东的特点，去北京跟着大名家学习，也要把北方的东西学过来”。他还特别强调利用这个机会多去故宫学习 ，看看我们灿烂的传统。我听了他的话以后，到了故宫，差不多花了20天临摹了一张画，《韩熙载夜宴图》。上午去了坐在地上观摩，下午回来再补充，临摹一个局部。后来，这批临摹作品 ，长期给广州美院国画系当作临摹教材。
　　记者：在北京进修期间，关老还给您提供了哪些帮助？
　　刘济荣：他经常去北京，我在北京学习的时候，就叫我出来，向我询问工作与生活上的事情，并一起去美术馆、博物馆看展览。四十多年前，我去北京给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画画，有一次陪他去见老舍先生。两位先生的感情非常深厚，关老还送给老舍先生一幅名为“东风”的作品，但想不到过了半个月，老舍先生就投湖自尽了。
　　记者：他还带您见过哪些名家与大师？
　　刘济荣：他一有机会就带我们认识大艺术家。石鲁、程十发、潘天寿、李苦禅都来过广州美院，且都是关老请来的。他就让我们零距离感受大师的风采，直接向大师请教问题。我想，关老在教学上的成就丝毫不亚于创作上的成就。
　　记者：在《教学相长僻新途一为建立中国画教学的新体系而写》一文中，关老坦诚表达：“从我的实际出发，得有个得力助教，我把刘济荣请来，他一直和我共同战斗。”您做过关老的助手，时间有多长？
　　刘济荣：做关老很久的助手，但很难计算具体到底有多长时间。其实，当时教学上也没有正式聘我为关老师的助教，而我长期独当一面地教学，又是在关老的指导下进行教学改革实践，在他的美术教育理念的指引下给学生上课。1964年，国画系人物班的毕业创作课由我负责，关山月为教学主导。这一届学生的成绩斐然，比如王玉珏的《农场新兵》、《山村医生》等好作品，对画坛的影响可谓至深。
　　记者：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席卷一切，您和关老的交往是不是也受到影响？两个人还经常见面吗？
　　刘济荣：关老曾对此感慨：“‘十年浩劫’一来，所谓‘文化大革命’竟把中国的文化搞得荡然无存，把知识分子害得无一幸免。我入了真牛栏三年，进过假干校三载，这六年时光不但寸画未画，连性命也几乎呜呼哀哉”。关老的生活与工作受到了几乎致命性的影响，我和关老的交往也随之中断了。虽然我的生活也被彻底打乱了，但我一直关注关老的安全与生活。
　　记者：1978年，广东画院恢复，关山月任院长。他当时还住在广州美院吗？您和他的交往多不多？
　　刘济荣：他不一定是想去广东画院的。他调入画院后，我和他的交流就少了，但有什么事情，还是去找他，他还是很愿意帮助我。当然也不止是我，他的其他学生找他，他都乐意帮助。
　　记者：您又是通过哪些方式回报老师的？
　　刘济荣：关老对我恩重如山，我再怎么回报都无法表达我对老师的感念与崇敬。每年春节时，我都会和陈金章、梁世雄等老同学去老师家里拜年，从没有断过，在他去世前都是这样。
　　记者：关老病危期间，您有没有待在他身边，他有没有向您提出最后的嘱咐与期望？
　　刘济荣：关老脑死亡达数十天之久，医生不让靠近，我们也只能默默为他祈祷。
　　记者：他对您的艺术有没有做过什么评价？
　　刘济荣：他似乎从没有对我做过什么整体的评价，但他还是常做小点评的。犹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拿画给他看，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搞画展，将画藏在家里干什么”。
　　记者：您平时都是怎样称呼关老的？
　　刘济荣：在文革之前，我是经常称呼他“关先生”的，但文革之后，就基本上是“关老”或“关老师”了。“关先生”的称呼更亲切，更有文化的味道，有传统的迹象。
　　（收藏周刊记者韩帮文整理）

转载自《新快报》2014.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