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习经的出身是光绪十六年的进士。众所周知，凡是要通向科举之门，一手“方正、光沼、乌黑、大小一律”的馆阁体书法是必不可少的。考取功名之后，曾习经便捐弃了馆阁体的书写方法。舍帖就碑，又旁及对旁通艺术门类的研究。在渗合多方面的艺术素养之后，曾公的书写既保存了馆阁体的规整，又阐扬了清民名士不苟且的书写风范。
    曾习经有大量的作品散落民间，可是百年沧桑，早已是凤毛麟角，时人偶有所得无不视如拱璧。近日，小得斋主在坊间访得曾公于“壬戌”（即1922年）应“浩川仁兄之属”所作的四条屏行书作品。每纸3行，每行11至14字不等。这是一件曾公晚年的代表性作品，时其已56岁，距离去世只有4年。这时，他已经蛰居十余年，且在扬漕的投资经营早告失败，穷寓京师，基本以典质旧藏度日，或者还会偶尔鬻字。时穷境困之况，曾公仍抱节以终，力辞新朝所请，其处世治学已臻通达之境，故而作书能秉笔直行，点画率意，不计工拙；谋篇有度，避让如阵，似宾朋杂坐，顾盼生姿；整体已经达到生拙而老到、放纵而俊逸的艺术境界。究其神气，则似显得高傲落寞，这或者与其况遇不无关系。这件作品铃印出以蓝色，这说明其时曾公正在居丧期间，查《曾习经先生年谱》：是年“八月，先生四弟秉经卒，时年五十一岁”。按理曾氏应该回揭阳治丧，但是年谱中却没有他回到揭阳的只字表述，究竟是囿制于什么原因，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是他的心情却从字里行间中传达出来了。还有，此印曰“刚庵”，系《蛰庵诗存》书末所铃之印，可见曾公晚年对此印的钟爱，这正表达了他“无欲则刚”的处世之道，也可以印证其穷通的晚景。
    此外，还可以从很细微处着眼，来品味曾公书学的功力，如第二屏“王”字、“午”字的横划收笔，略似于隶书，这得益于其碑学的功底；又如第一屏的“年”字、第二屏的“午”、第三屏的“碑”字、第四屏的“中”字的竖划的行笔略显快速，而极为到位，且每字各显其态，这是其无意于变化而自在变化的特有效果。如是等等，不一而足。这件作品，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都有其独特的艺术效果，同时又能融会贯通，各显其妙，非宿手必不能至。这也就是书谱所云的“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真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