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伊始，中国山水画便独立分科，成为与人物、花鸟并列的三大艺术科目。作为中国艺术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山水画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品格，它集文化修养、艺术功力、个人情愫于一体，是中国画家描绘自然、抒写个人心志的独特工具，成为中国人文领域里最为深邃的寄托。千余年来，无数名家巨匠以自己的学识、修为和智慧，创作了诸多举世无双的山水画杰作，谱就了中国画艺术中的经典华章。

　　仔细品读李惠文先生的山水画，就会发现他和山水画大师十分相似：必不可少的哲学观念，精书法，通文史，能诗词，将自己的情怀寄托于笔下的云水之间。而难能可贵的是，他能从古代山水画中常有的消极避世情绪中跳出来，投入到现代人在绘画功能的愉悦需求中。在笔墨上自享的态度，已达到具体可感的“澹然天地，雕刻众形”、“虚静恬淡，寂寞无为” 的逍遥境界。可以说在李惠文先生的画幅之中，能让人舒缓一下绷紧的神经，慰藉一下脆弱的生命，洗涤一下焦躁的灵魂。

　　读其画，第一观感是“气韵”撼人。自谢赫提出“六法”，“气韵”便成为画家和画评的重要要求之一。李惠文先生作品的气韵，可解析为“大气”和“神韵”。“大气”非指尺寸，而指气象、境界，是画作所内含和散发出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艺术语言的张力，也是画家本人对艺术理解和追求的产物，是画家胸襟、心相的体现。他的山水画中，无论是山形树貌，还是云势水韵，都特别讲究。透过氤氲的墨象和一笔一画的精心构筑，创造出意境幽深、气象万千的胸中丘壑，构成了静穆幽远的艺术世界。楼台亭榭、苍松修竹、岩峦映带、远山淋漓……画家通过这些艺术形象，表现出天地间的浩然真气，表现出山林湖泊中的野逸之气，更表现出一种集“游戏、意趣、韵度、理脉”为一体的士夫之气，呈现出一种气韵奇古、清淡孤洁的精神。

　　第二观感是“笔墨”动人。山川树木在李惠文先生的笔下都有着鲜活的生命。他不仅用笔墨塑形，而且因“形”而展现出笔墨本身的力与美。其墨线，无论老辣稚拙，皆力透纸背，劲挺奇倔。他善于“因材施笔” .描绘单体物象，如屋房、舟桥、树木等，多以中锋为主，取其方正之感；山石轮廓则中锋、侧锋并用，取其苍浑之质；草丛、苔点、远树则兼用散锋，取其苍茫之意。这种用笔的不拘一格和灵动自由，产生了力度和速度的变化，带来了节奏和动感的旋律。他善用水、墨、色的冲撞调和，时如倾盆大雨，时如晨星散空，前后相呼，灵动有致，显得山川浑厚，草木华滋。这些看似洒脱无羁的行笔，实则把握在谨严的法度之中。在其肆恣纵横、酣畅淋漓的笔墨间，既可从中触摸到历代山水画大师如黄公望、倪云林、龚贤、张大千等的脉络，而又绝非某家某派的演绎，就像果树吸收了大地的养分，结出的不是泥土而是硕果。

　　第三观感是“境界”怡人。庄子说：“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乘物以游心必超越认识的主观性，超越功利的诱惑，然后静肃悟道，思接千载，求得精神上的自由。李惠文先生的山水画中，往往是奇秀的山、明净的水，物物交相辉映，烘托出一种宜人的清幽所在。在这不染一尘之所，或三二人伫立于山石上遥望，似乎在交流悟道心得；或一二人静坐于一室之中，或抚琴，或读书，或品茗；或孤舟自横，或空山无人，或月影依稀，或沙鸥掠过。这些无不给人以亲近自然、超脱独处之感。他的造境倾向，与传统文人画精神内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却不是简单的重复。他理想中的净土，同现代化节奏大背景下人们回归自然的心态相吻合，同现代人强烈的生态意识相一致，为当代普遍紧张浮躁的心态，提供了一份高雅、清新、明丽、静谧的审美享受。

　　李惠文先生在他的画集《水墨情怀》的自序中写道：“美术伴随我的人生，因而使我拥有了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思想的方式，多少无法用文字陈述的感觉，皆可在画中尽情诉说……正因为如此，绘画之于我，是极其个人的东西，它消磨了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也就存在于画幅之中。”于山水画而言，他将自己的生命溶进了山川，以自己的诚意，赢得山川之情，因而达到了“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之境界”，赋予山川以永恒的生命力。

原载《揭阳日报》2015.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