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树安先生的中国画艺术风貌，我算是不陌生的了。近期再观赏其画作，我不由产生了新的感受，并联想到唐代朱景玄称画圣吴道子有“天授之性”（见《唐朝名画录》）的话。我的理解，朱景玄所谓“天授之性”，当就是我们现代人讲的天生的艺术气质和才能吧。这对于每个艺术家来说，确实太重要了。但其间存在着差异，却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不管差异多大，倘能有之，则艺术家流于俗格的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而在我看来，树安先生恰恰就是某种程度上具有“天授之性”的艺术家。
    或许我们必须承认，树安先生跟众多潮汕本土成长起来的画家一样，其中国画艺术，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脱离海派艺术在潮汕本土的流风余韵的熏染。但同时，我们却也不能不看到，正是在这样的本土语境中，树安先生以其不与他人完全雷同的笔情墨性，把“天授之性”转化为可感的艺术形式，并落实到了具体的描绘上。
    传统题材中，树安先生画得最多的大约是兰竹，尤其是竹子。记得若干年前我在评说其写竹作品时，曾因其以水破墨，令竹叶仿佛晨露濡润而对阳光反射造成了珠光宝气般的视觉效果，表示了赞赏。然而实际上，笔墨技巧远非树安先生写竹的全部意义。我们知道，有“岭东之宗”隆誉的刘昌潮先生，作为写竹的大家，其影响之大，几乎使潮汕地区写竹的画风，普遍有其影子。刘先生写竹的显著特征，是清劲，挺秀，神完气足，富于创作主体的人格精神。我们自然不必认为，树安先生是外在于这种格局的，也不必认为，树安先生之写竹，艺术上已经达到了刘昌潮先生造微入妙的高度。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树安先生写竹，倒也颇有几分如宋黄庭坚所云，是“先有竹子于胸中”，而后达致于“本末畅茂”（见《天下有山堂艺•墨竹指三十二则》）。这“本末畅茂”，就艺术表现而言，我以为并不仅仅是指竹的视觉形态，更多的应该是其郁郁勃勃的生命情状。而且这种生命情状，决不可能来源于任何粉本和范式，而只能从师造化中去获得个人的独特发现和感受方式。早在少年时代，树安先生就曾惊异于村口的竹子，竟然能在不知不觉中掀开大石头而一天天茁长起来的生命力，并盘桓绕视久之。及后操画艺，树安先生又常钻身于竹林中，反复细察竹子旦暮晴晦的种种变化，直接领略大自然赋予竹子的生命气息。故尔可以说，树安先生写竹而得其郁郁勃勃的生命情状，秘密盖在于此。
    树安先生写竹，甚少瘦竿疏叶之作，多为粗竿繁叶。这固然可能与他长年观察所得有关，却也可能与创作时不粗竿繁叶不足以表现竹子的强盛的生命情状有关。其竹叶大体以浓墨挥洒，竿则双勾并染以草绿淡黄，或也水墨相破，使没骨之竿有受光与背光之感。竿也不一味直挺，而是倔姿犟态，折旋向背，纵横逞势，充分表现出一种不可压制的自由的力量感，和郁郁勃勃的生命情状。树安先生还不止一次描绘了竹子开花。这一自然现象似乎极少出现在其他画家的笔下。据说，竹子开花时，也就是其生命行将谢幕的前奏。别人不画，说不准有什么忌讳。树安先生偏喜欢画之，却未尝不是一种内涵更深邃的揭示。在生命的轮回中，竹子不忘展现最后的绚丽灿烂，其实也是生命具有超越性的表现，是大地生生不息的大美和辉煌。所以树安先生在其挥洒的画幅中，有时会把预示着生命的接力而破土而出的尖笋，画得近乎夸张的硕大，也就不足奇怪了。多年前羊城有位画竹的名家看过树安先生写竹的作品后，不禁叹服道：“我的竹始终不能从文人画纸上之竹脱出，你的竹才是真正来自于大自然和生活的竹。”可谓是独具眼力之见。
    事实上，树安先生不特画竹，其写兰也常表现出兰花生于深山野岭的特征性和生命情状。浓墨撇出的兰叶，往往茂密葳蕤，花柄纷纷擎举着的设色兰花则风姿绰约，顾盼生辉，仿佛有幽香在弥散着。这给予我们的，同样是一种旺盛的生命感，同时也是精神品格的飞扬和升华。这里就不多论了。

原文刊载于2013年《广雅艺术》（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