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有几个书画家在论八大山人，一人问:八大写过篆字没有?一人答道:一定写过，试看他画的荷杆，众即释然。可见书画同源,书画同理,这是中国书画艺术的特点和共性。其实， 中国画和书法不仅是同源，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件书法作品仅仅把单个字写好了不行，要整体布局也好才行， 要真正做到“有法”才能称为“书法”，否则就是写字而已。世界上很多国家学习中国书法艺术，日本是学习、继承中国书法艺术比较有传承的民族，他们中有些人直接称书法为“墨线美术”。同样，一幅好的中国画必须画中有“书意”，谢赫在画之“六法”中把“骨法用笔”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就是强调具体的用笔在中国画中的重要性。
     把字写好了有可能把画也画的不错，单纯画画的人未必就能写好字， 这一特殊现象造就了很多书画兼优的文人雅士。宋代的苏轼就是其中一个，苏东坡书法好，墨竹、兰草也好。好在哪里?恰恰好在他那带有侧锋的苏体书法用笔融入在他的兰、竹之中。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文人画都画的很好，只不过在历史上没有留下来罢了。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吴昌硕就是一位以书法而带动其画艺的典型人物，并且在中国画的花鸟创作中有着极高造诣，他的画用笔老辣，布局险绝，大气磅礴，在中国美术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钱建亭先生初习书法，继而学画中国画，他在书法艺术上辛勤耕耘了十几年，临池不辍，多次获得全国性书法大奖，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其作品遵循传统且有新意，受到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余和钱先生交往逾年，最初他的花鸟比较规矩，以学习他人为主，继而不断有所突破，短短数年，作品从形式到内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本人曾论述学画者的几种现象归纳为:有勤奋者，勤奋者不一定能最终成为真正的画家；有取巧者，取巧者可能会得逞一时而最终因功底欠缺难成正果；有得人助者，有人相助固然是个好事，特别是那种子承父业者，有父授课入门，但特别易入其先人的艺术巢臼难成大器。试看当今画坛，当年的数位艺术大师的子女能有几人其成就能和其父辈相并论?另有误入歧途者，此类人特别多，在此就不一一赘叙。而钱君建亭则属于既是一个用心者，又是一个天生的勤奋者，在艺术的天梯上有此二者足矣。
     钱君建亭的画生活气息很浓，富有趣味性，画面形式感也很强，对观者有一定震撼力。花鸟画不同于山水画，由于表现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很难用大气磅礴的气韵来吸引人的眼球，从钱建亭的花鸟画中看无论是那些觅食的鸡群或三两条色彩斑斓的鲤鱼亦或几个池塘边的翠鸟配以墨线的水草都能使得画面灵动，富有生机，让观者赏心悦目。
     值得一提的是钱建亭先生的人物画，钱先生的人物画基本以钟馗为主，钟馗造型比例准确。钱先生能有这样的造型能力可能得力于他早年从事人物雕塑的基础。据称现在存放在香港的二米八高的纯金观音就是出自钱先生之手。他画的钟馗夸张豪放，将捉鬼正气用粗犷的笔墨表现的入木三分。当今画钟馗者甚多，很多人着力表现钟馗的捉鬼霸气，认为画钟馗如同画鹰，画的是越凶越好，让人望而生畏如同凶神恶煞一般，有人则干脆画的更像一个杀猪屠夫，使人一见生厌恶心。其实这些画者们忽视了钟馗本是一位钟南山进士的知识分子原型，得其表像，失却内在。清代任伯年诸人所画的钟馗极少有现代人钟馗画中的戾气，更多的则是书卷之气。钱君建亭钟馗造像画中与任伯年诸前贤相通，相似之处一定是得力于他对前人作品的深刻理解，也得力于他的画外之功。
    说到画外功，其实就是画者多读书，多读多看前人的优秀作品以增强自身的文化修养。一位真正的画家而非画匠，不读书不行，少读书也不行，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绝非妄言。钱君建亭真正做到了手不释卷，余与钱君几次外出均看他坐在颠簸的大巴车上尚能专注潜读。钱先生自叙早年曾就职于某公司，单位离住地很远，每日往返在公交车上近两个多小时，为了不虚度这段车程，坚持每天在车上读书，数年之间竞能读书无数，试想当今滚滚红尘之中有此毅力者能有几人?有此毅力者又何愁学业不成，能有此毅力者必然成大器。
   钱君建亭欲出画册嘱我作序，欣然接受，原说五百字足矣，不知不觉己千余言尚意犹未尽，仅此祝钱君建亭在书画艺术道路上，力追前贤，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