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读些先人所写的随笔，往往从其所录逸事中而能引发这样那样的思想。
　　民国时人邱汝滨的《蕉窗随笔》就是一个“触发点”。邱氏是潮州人，长于诗文，抗战期间曾为揭阳电报局长，记录榕江逸事颇多，于今看来，不乏鲜活而有生命者。
　　以民间所称“丁府”为例。位于元鼎路的这处文保单位系丁日昌建祠、屋以祀先父、聚族人之所，厝局为传统的“百鸟朝凰”，后人讹为丁日昌的府第，而称为“丁府”，官方一度名之“丁日昌旧居”，后来以正座名称而称为“光禄公祠”，并申报“国保”。然而时至今日，“光禄公祠”匾额仍为石灰密封，今之健在者，几乎无人一睹其书迹风采。本来这为祠堂一个组成部分，却因今人存在意识形态障碍而成人为的缺失，真是奇哉怪哉！
　　这就有必要感谢邱汝滨先生所留的一则逸事了。逸事原文云：揭城光禄公祠石匾，为禹生中丞之兄达夫所书。
　　在提供上述书者信息之后，随笔作者历数禹生（即丁日昌）所交以书法知名海内者有翁同和、何绍基、张裕钊等人，请他们题匾并非难事，而丁氏所以不为者，在于“不妄自菲薄”。这就让我有了感触：一、丁达夫肯定是当时颇有成就的书法家，但是一直以来，罕见有人提及；二、在题匾这一事关重大的事情上，丁日昌“舍此（书法名人）不求而自为之”，体现了一种文化自信。与现今有些人习惯“妄自菲薄”大相径庭。
　　回头来看，今人之欲妄自菲薄，并非谦虚，甚至于并非缺乏文化自信，而是目光、胸怀的“故障”使然。而造成这一原因的情况复杂，造成的负面影响明显。这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助长了文人相轻旧习的膨胀与蔓延，凝固成一种异常不良的艺坛的风气；其二、“自毁长城”，抑低了本土艺术的品位，放弃了扩大知名度和社会、历史影响的机会。因此，别的不论，仅从祠堂题匾“举贤不避亲”这一点上看，丁日昌就不失为“大人”，因为他具“大人”的风范，与胸怀狭隘的旧文人迥异。
　　一直以来，揭阳的无论哪个艺术层面，都是缺乏名人名作。这是客观的存在。但是，也有缺乏扶持、弘扬的外部环境使然。在“本地樟割无神”的观念支撑之下，许多人的眼光投向外围，以为高端天生就在别处。结果外围有些本不高端的人才，被当做神明请来供奉。久而久之，由浅薄文人彩排的文化之乡无文化的闹剧，经由某些推手的提升，终于就成了地方的文化形象。
　　我常常为之深感痛惜。有着深厚文化传统、有着成熟创作经验、有着众多艺术人才的揭阳文坛与艺坛，难道真的不能通过自省、自新而后脱胎换骨，并在一种也是新的环境氛围、支撑力量的作用之下，实现由平庸向高端的嬗变？
　　这里有精神问题，也有“体制”问题，需赖多方努力而后圆梦。大家都来一起努力吧！

转载自《揭阳日报》2014.1.6